全国政协委员部分提案

全国政协常委夏先鹏：进一步构建符合新质生产力发展需求的知识产权纠纷多元化解机制

全国政协常委夏先鹏建议，进一步构建符合新质生产力发展需求的知识产权纠纷多元化解机制。

夏先鹏认为，知识产权作为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其活跃运用既是创新驱动的必然结果，也是市场竞争的必然选择。近年来，知识产权纠纷多元化解机制不断得到运用和发展，在知识产权保护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仍存在企业缺乏以非诉方式解决知识产权纠纷的意识、我国商事调解面临体制机制障碍、仲裁和调解机构培育不够等不足。

为此，夏先鹏建议，一是树立“纠纷高效解决就是生产力”的新认知，将解纷机制深度嵌入生产力发展脉络来谋划、落实，把调解成功率纳入新质生产力发展评价体系，推动形成多元调解促产业合作的纠纷解决新模式。二是强化调解矩阵升级，通过以区块链和人工智能等技术赋能智慧解纷、设立产业嵌入式仲裁中心、成立类似中国半导体知识产权联盟基金的行业性风险共济基金等方式，打造高效解纷新机制。三是深化协同保护机制，由国家知识产权局联合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等部门共同制定多元解纷路径图，让解纷各环节紧密衔接；同时，强化各类解纷平台融合互促，推动符合新质生产力发展需求的知识产权治理体系迭代升级，降低创新活动的制度性交易成本，塑造有利于技术创新、要素聚合的新生态。（来源：东南网-福建日报，记者：苏依婕）

洪明基委员：加快推进国家知识产权保护示范区建设

2025年全国两会正在召开，全国政协委员、合兴集团控股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行政总裁洪明基告诉记者，知识产权已然成为创新驱动发展的核心要素，其保护水平直接关联着国家和地区的创新能力与经济竞争力。因此，建议推进国家知识产权保护示范区建设，这对于提升我国知识产权保护整体效能、营造良好创新环境、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

洪明基介绍，在调研中发现，目前知识产权存在组织保障不足、统筹协调机制不完善、海外知识产权保护体系薄弱等问题，因此，建议从五个层面着手改善。

首先，强化组织保障，确保建设任务落实。加大财政投入。积极响应国家知识产权局等九部门印发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建设工程实施方案》，设立知识产权保护示范区建设专项资金，确保资金规模与示范区建设需求相匹配。

加强人才培养与引进。依据国家相关人才政策，制定知识产权专业人才培养计划，与高校、科研机构合作开展专业培训课程，培养一批既懂法律又熟悉知识产权业务的复合型人才。

其次，完善统筹协调机制，加强行政保护力度。明确职责分工，加强部门协同，制定详细的知识产权保护部门职责清单，明确各部门在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和管理等环节的具体职责。

建立跨区域协作机制。搭建全国统一的知识产权跨区域协作平台，实现案件信息共享、取证协作和执法联动。制定跨区域协作规范和流程，明确各方权利和义务，确保协作顺畅。

第三，创新审判机制，提供可推广经验。构建“数智快审”体系。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建立知识产权“数智快审”平台。深化“数智巡回”审判。结合“互联网+”技术，深化知识产权“数智巡回”审判机制。打造“数智案例”平台。整合全国知识产权案例资源，建立“数智案例”平台。

完善检察工作机制与“三合一”审判。进一步完善“五的N次方”知识产权检察工作机制，加强检察机关对知识产权案件的法律监督。深入推进知识产权民事、刑事、行政案件“三合一”审判机制改革，统一审判标准，提高审判专业化水平。

第四，强化全链条保护，优化创新发展生态。建立公检法“案件台账+中期会商+协作研判+诉讼纠纷一体化解决”工作机制。公检法三部门建立统一的案件信息管理系统，实现案件台账共享。

健全多元调解机制。完善行政调解、司法调解、人民调解有机衔接的知识产权纠纷多元调解机制。加大对知识产权公共服务平台的建设投入，完善平台功能，提供知识产权申请、检索分析、评估交易、维权援助等一站式服务。

最后，维护国家安全利益，加强海外纠纷应对。完善海外服务资源供给，整合国内优质知识产权服务资源，建立海外知识产权服务资源库，鼓励国内知识产权服务机构与国际知名机构合作，拓展海外业务。

建立快速响应和联合指导机制，建立国家、省、市三级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快速响应和联合指导机制。加强政府部门、行业协会、企业和知识产权服务机构之间的协同配合，形成应对海外知识产权纠纷的合力。（来源：证券日报网，记者：桂小笋）

张颐武委员：加快推动版权保护立法入刑进程，建议平台主动进行版权保护治理

3月5日上午，十四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开幕会。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民进中央常委、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颐武向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表示，建议着力保护文化产业版权。

近年来，我国出台相关政策法规，致力于建立健全版权保护制度，但盗版手段也在不断升级，盗版问题愈演愈烈。张颐武认为，这危害全社会版权保护意识及青少年健康成长，也对文化产业的可持续发展造成恶劣影响。

对此，他建议加快推动版权保护立法入刑的进程，完善侵权认定标准与刑事追责程序，建立快速响应执法机制，为文化产业有序发展提供法治保障。另外，他希望加强全民反盗版宣传，并推动形成反盗版综合治理机制，全链条“快准狠”打击盗版。

整治盗版是一项跨行业、持久性的系统工程。张颐武建议，建立由中宣部统筹协调，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国家版权局、工信部、中央网信办、公安部、司法部门协同联动的六部委综合治理机制，从平台压实主体责任、盗版小网站断网关站、切断盗版资源分享传播渠道等全链条，构建无死角的综合治理体系。

面对当下量大面广的盗版行为，他表示，在实操上，建议“抓大放小”，优先重点打击高流量、广传播的典型违规主体，形成“查处一案、震慑一片”的治理效应。

另外，要督促长、短平台压实平台主体责任，拒绝“避风港”原则，做到“谁的平台谁负责”，要求平台主动进行版权保护治理，采取过滤拦截等有效措施，主动防控盗版内容的出现。同时，及时处理相关投诉，采取更加严厉的措施处理重复侵权账号。（来源：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韦英姿）

陈槐委员：加快科研诚信立法 切断论文 “黑灰产业链”

3月5日，全国政协委员，致公党四川省直工委副主委、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副所长陈槐接受封面新闻记者专访表示，应推进科研诚信立法进程，切断论文 “黑灰产业链”。

现状：学术造假第三方游离于惩处之外 “论文工厂”治理迫在眉睫

“学术造假，正在伤害我国科研信誉及国际学术话语权。”作为科研人，陈槐对此有更深切的感受。从现状来看，无论是人才评定、职称评聘还是学科评估、学位点申请，仍与论文、学历、奖项、资历挂钩。

另一方面，强劲的论文发表需求为黑灰产业提供了巨大的生存空间。以论文工厂为“产业链”源头，写手、掮客、网站、期刊形成了一套运作机制，产业规模庞大。然而在这一利益链条上，各个环节对应着不同的监管主体，涉及公安、市场监管、网信部门和新闻出版管理机构等，多元的监管主体难以形成有效的监管合力。因此对学术造假第三方的治理存在着较大的责任真空，使其始终处于“治而无力”的尴尬境地。

法律基础：有初步的法律框架 但还缺乏专门立法

陈槐关注到，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对科研诚信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科研诚信制度建设步入快车道，初步构建起以《科学技术进步法》《高等教育法》《学位法》为统领，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条例》等行政法规为依托，以大量政府规章和行政规范性文件为补充，预防和惩治并举，自律与监督并重的科研诚信管理制度体系。

“我国预防和惩治学术不端的法律框架初步形成，但是我国科研诚信的立法还缺乏国家法律层面或者至少是行政法规层面的专门立法。”陈槐认为，现有政策法规往往指导性大于可操作性，大部分局限于具体领域或具体环节，彼此之间缺乏衔接协调，导致科研诚信管理工作落地与推进困难。责任分配方面，现有政策法规法律责任不够统一，机制不够合理，尚未实现归责的多元化和精细化，使得对学术不端的惩处存在较多漏洞，进而滋生了造假者的侥幸心理。责任追究方面，当前主要强调个人责任，科研单位的主体责任没有压实，单位为避免事态扩大造成负面影响，往往采用内部从轻处理，不同单位间处理结果差异性也较大。立法的缺失成为学术不端行为防治困境的关键因素。

建议：推进科研诚信立法进程 切断论文 “黑灰产业链”

对此，陈槐建议，应借鉴国际国家专门法律和专职授权管理相结合的“强司法规制型”等模式，针对当前我国科研诚信立法分散、调整范围各异的情况，制定一部基础性、统领性的法律规范对我国学术不端行为进行治理。加大对学术不端行为的惩戒力度，提高学术不端行为的违法成本，构建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刑事责任等多元化、多维度的法律责任体系。

同时，要严肃对“论文工厂”等第三方机构进行法律惩治，将学术论文买卖主体双方纳入征信系统。明确商业性代写论文机构为非法机构、商业性代写论文行为为非法行为。将论文买卖双方主体的行为性质视为欺诈，采用现有关于欺诈的法律条文进行处罚，同时结合现行征信系统，上传其违法信息。将学术不端行为与其他造假行为一样入“罪”，切实落实监管和执法主体，严肃处理和打击组织买卖、代写论文，以及以“润色、修改、翻译”等为名的学术不端行为，切断论文交易“产业链”源头。

此外还应“破”“立”同步，健全评估体系，持续推进和完善科研人才分类评价制度。坚持分类评价，不把论文、专利、荣誉性头衔、承担项目、获奖等情况作为限制性条件，防止简单量化、重数量轻质量、“一刀切”等倾向。综合考虑学历、工龄、教学与临床、科研获奖、实质贡献、科学传播、社会影响等因素进行合理评价，破除“以论文论英雄”的评价机制，从根本防范科研工作者迫于职称晋升、业绩提升等产生学术不端行为。（来源：封面新闻，记者：赖芳杰）

周源委员：借鉴“枫桥经验”多元共治网络盗版

“盗版行为侵蚀原创者权益、扰乱市场秩序、阻碍文化创新，已成为制约数字经济发展的顽疾。”全国政协委员、知乎创始人周源分析认为，现行治理体系中存在取证难、维权慢、惩戒弱、意识薄等短板。

“盗版行为本质上是一种利益驱动的市场行为，单纯靠监管部门的约束是不够的。可以借鉴‘枫桥经验’中依靠群众、预防为主、源头治理、多元协作等理念，构建以版权监管为主导、多平台协同共治、全社会参与的盗版治理体系。”周源建议，版权治理从政府监管向社会多元共治升级，发动最广泛的力量。“这也是将市场问题最大程度交由市场解决，化解公共资源占用。”周源说。

在具体操作层面，他也给出了建议，可以由国家版权管理部门牵头，联合内容生产、分发、社交媒体、电商平台、网盘及技术服务机构，建立常态化协作机制，明确当权利人在社交媒体、电商平台或云存储空间发现侵权行为时，可通过统一接口向协作平台提交初步证据，触发平台方的技术核查义务；涉事传播主体应在限定时间内启动侵权判定程序，切断传播路径，并及时将信息传递至协作平台；协作平台接收到来自各方明确的盗版线索之后，应当展开全网筛查，对实施盗版的主体或个人采取封禁账号、冻结资产、固定证据等一系列措施，并及时将信息传递至监管部门作为立案依据。“这种多方协同的‘技术+机制’创新，既能降低权利人的举证成本、缩短维权周期，又能为行政执法提供符合司法认定的证据链条，最终形成‘侵权发现-证据固定-快速处置’的闭环治理体系，推动版权保护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预防转型。”周源补充说。

周源也谈到，“枫桥经验”是依托群众开展的基层社会治理模式，还应通过普法教育，筑牢全民版权意识防线。此外，还应加大盗版行为的司法惩戒力度，通过提升违法成本来增强法律威慑力。（来源：北京日报客户端，记者：武红利）

张毅委员：建议对领军企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低于成本价销售进行严格执法

“从中央到地方都在整治‘内卷式竞争’，说明‘内卷式竞争’对企业和行业的不利影响是方方面面的”，全国两会即将开幕，全国政协委员、金杜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张毅接受采访时表示，反对内卷式竞争是他今年的建议之一。

经过多方调研，张毅梳理出“内卷式竞争”的三类表现，“一是领军企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低于成本价销售；二是链主企业卷链上企业；三是电商平台低价竞争。”

在张毅看来，上述“内卷式竞争”的行为不仅使得企业难以积累创新能力，也阻碍了行业的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让整个市场陷入低价竞争的恶性循环。

2月25日，市场监管总局召开部分企业公平竞争座谈会，天合光能、晶澳科技、隆基绿能、阿里集团、京东集团、北汽集团、奔驰集团等7家企业有关负责人围绕整治“内卷式”竞争展开交流。在业内人士看来，此次参会的7家企业，所涉领域横跨电商、汽车、光伏等行业，这些行业多被认为“内卷式”竞争较为突出。

汽车行业中，价格战导致汽车行业利润空间不断被压缩。光伏行业中，技术同质化现象较为严重，企业往往在产能上进行竞争，加剧了供需失衡。由于缺乏有效的知识产权保护，低成本的技术模仿甚至技术剽窃现象严重，导致企业缺乏技术创新的积极性。

“领军企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低于成本价销售，是一种扰乱市场公平竞争的行为。针对这类行为，我的建议是要严格执法，包括《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价格法》，以及《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指引（试行）》等法律法规，强化公平竞争；从市场监督部门的角度来讲，应该从重点领域、龙头企业出发，加强执法监督和合规引导。”张毅称。

除了行业领军企业带头“内卷”外，链主企业“卷”链上企业的现象也值得关注。“典型的表现是链主企业要求供应商大幅降价或者不合理拖欠账款等，这都会导致链上企业产生生产经营的风险。”张毅称。

“链主”企业是产业链主导企业的简称，通常是指在整个产业链中占据优势地位、对整个产业链大部分企业的资源和应用具有较强的直接或间接影响力，对整个产业链的价值实现予以高度关注，且肩负着提升整个产业链绩效重任的核心企业。

在张毅看来，中国工业门类齐全，产业链、供应链完整是竞争优势，当产业链出现问题时，链主企业需要去规范它，如链主企业向上打开市场空间，然后把发展空间、资源收益向下分配给链上企业，而不能利用优势地位去挤压链上企业的生存空间。

针对“链主企业‘卷’链上企业”情况，张毅建议完善以信用为基础的制度性建设，形成不能卷、不愿卷、不敢卷的机制。“如将此类竞争中的明显违法行为纳入企业信用评级体系。信用评级对企业的融资、发债、招投标等经济活动至关重要，若因内卷式竞争被扣分，将直接影响企业的资本运作，从而在经济底层逻辑上约束企业行为。”张毅向南都记者表示。

“第三类内卷式竞争就是电商平台里面的低价竞争，导致东西越来越便宜但质量越来越差，当大众消费开始一味地追求低价，自然会影响商家的产品迭代升级，也不利于提振消费。”张毅称，电商平台阶段性的促销是合理的，但长期强调低价肯定是不合理，明显是为了挤占竞争对手。

“事实上，《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垄断法》以及《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指引（试行）》里都有很明确的规定，只不过一般的人不了解，所以觉得卷是一个常态，是正常的现象。”张毅称，这种“唯低价论”的风气需要扭转。

针对电商平台“唯低价论”的竞争模式，张毅认为，应进一步强化平台责任，平台应充分应用大数据、人工智能标记等技术，通过综合分析及时发现异常问题。若平台强化自身责任，可有效抑制内卷式竞争。

此外，张毅建议，针对上述三类内卷式竞争，检察机关可以通过公益诉讼、公益检察，抓取典型案例，既能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秩序，又能起到警示和教育作用。（来源：南方都市报）

郭御风委员：切实实施有效措施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减少市场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

全国政协委员、飞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郭御风告诉记者，尽管近年来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迅速，但仍面临一些严峻的挑战。

对此，郭御风希望，一是强化合作，加速推进自主可控算力芯片研发，开发兼容国际主流生态的AI软件栈，同时构建开放、共享的高质量数据集，推动数据标准化和规范化，为AI训练提供可靠基础。

二是夯实拓展应用场景，加快“人工智能+”产业落地。我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单体应用场景和用户规模，这是我国的独特优势。因此，应深入挖掘各行业的真实需求，结合复杂场景构建多模态行业大模型，推动大模型技术赋能行业智能化。同时，通过打造标杆应用、试点项目等方式，逐步推广成熟方案，引领行业应用走深向实。

三是倡导公平、高效的市场竞争环境，促进产业健康发展。要贯彻落实政府工作报告精神，切实实施有效措施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减少市场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相关部门应加大执行和监督力度，推动形成良性竞争态势。同时，推动人工智能公共数据等资源的开放共享，鼓励大企业开放技术平台，形成“以大促小”的产业发展格局。

四是进一步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优化创新机制。要营造和优化有利于科技创新的环境和氛围，发挥企业在创新中的主体作用。通过建立产学研深度结合的科技成果转化体系，发挥央企、国企在关键领域中的引领作用，同时优化国家科研项目管理机制，让承研单位能够轻装上阵，聚焦项目成效。（来源：证券日报，记者：杜雨萌）

郁瑞芬委员：规范电商垄断经营行为 促进消费商业生态健康发展

全国政协委员、来伊份总裁郁瑞芬针对电商垄断经营进行了提案，在《关于规范电商垄断经营行为促进消费商业生态健康发展的建议》的提案中，她认为，与自然生态系统一样，消费商业生态系统中的各环节相互依存，当前，电商垄断经营行为正破坏消费商业生态平衡，对零售业和餐饮服务业的影响尤为突出。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1-11月全国网上零售额14万亿元，增长7.4%。网络服务消费增长较快，增速18.3%，其中在线餐饮、在线旅游增长48.2%、18.2%。

郁瑞芬表示，规范电商垄断经营行为将更有利于激发消费活力，推动实体经济数字化转型，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为此，郁瑞芬提议，强化监管执法，推动电商平台企业自律，促进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融合，全面保障消费者权益。（来源：时代周报，记者：孙艺格）

林龙安委员：强化数据安全和知识产权保护，推动粤港澳大湾区“AI+跨境电商”

全国政协委员、大湾区进出口商业总会会长林龙安在今年“两会”带来的提案正是《关于推动粤港澳大湾区“AI+跨境电商”》。“AI+跨境电商”是林龙安的思考方向，他表示：“AI大模型的不断突破，为我国跨境电商行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变革，成为推动产业升级和数字化发展的重要力量。”

据了解，目前，一些跨境电商企业已接入DeepSeek模型，全面升级公司已有的智能化解决方案。AI不仅能与客户进行沟通、实现多语言跨文化交流，还可以精准捕捉客户，推送商品、追踪订单，已经成为了外贸领域得力的“生意助手”。

作为大湾区进出口商业总会会长，林龙安深感要利用AI技术为粤港澳大湾区跨境电商赋能。他在提案中建议：“依托广深港澳科技创新走廊，打造‘AI+跨境电商’产业创新基地和专业园区，推动产业集聚发展。”

在政策方面，林龙安建议，制定出台针对“AI+跨境电商”融合发展的专项政策，对技术创新、应用开发、平台建设和企业应用等提供财政补贴、税收优惠和金融支持。通过政策引导，降低企业技术应用门槛，推动传统外贸企业数字化转型。

同时，林龙安建议，开展大湾区跨境电商行业AI大模型应用示范项目建设，探索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跨境电商应用模式和解决方案，为全国“AI+跨境电商”融合发展树立行业标杆，增强大湾区“跨境电商+产业带”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懂AI和外贸的复合型人才也必不可缺。林龙安建言，鼓励粤港澳三地高校、科研院所、企业等联合申报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促进人才交流与合作。

此外，在利用AI技术的过程中，还应强化数据安全和知识产权保护，保障产业健康发展。对此，林龙安建议，支持在“AI+跨境电商”领域加快推动实现粤港澳三地数据协同与流动规则机制联通。同时，在大湾区试点“AI+跨境电商”专利快速审查通道，建立AI知识产权维权中心，打击仿冒商品与算法侵权；鼓励企业通过区块链技术存证原创内容与AI生成成果，明确知识产权归属规则，为产业创新发展提供坚实的法律和技术保障。（来源：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徐倩）

李孝轩委员：建议加快推进人工智能等新业态立法修法步伐

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民进中央委员、中国民办教育协会副会长李孝轩建议强化AI乱象综合治理：

将AI滥用纳入非传统安全问题加以应对，加快建立突发事件虚假信息应急处置机制。

加大源头治理，压实AI平台对源头素材的审查责任。

建议加快推进人工智能等新业态立法修法步伐。

对AI违法犯罪形成有力震慑，对AI违法犯罪从快从重予以打击。

加快提升 AI 综合治理水平，加快研发反AI诈骗技术、虚假AI信息识别技术，加大技术侦查人员培养，政府、企业、社会等加强协同，明确监管边界和主体责任。（来源：央视网）

安庭委员：应系统性保存地方“老品种”种子、基因材料和相关数据

在全国两会召开之际，3月4日，全国政协委员、民建北京市委副主委安庭介绍，今年全国两会自己重点关注了农作物“老品种”的保护与开发等相关领域。在安庭看来，老品种具有丰富的生态适应性、独特的营养价值和文化价值，对于提升农业产业化水平、推动绿色发展、发展特色农产品以及促进农民增收等方面都具有显著的潜力。

农作物“老品种”指的是那些历史悠久，且长期在某一特定地区种植或繁育的传统作物品种。它们通常在特定区域内栽培或存在了几十年甚至几百年，具有独特的地域性和历史文化背景。具备较强的适应性，能够适应特定地区的气候、土壤和生态环境。

去年，安庭跟随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农业和农村委员会调研了多个省份。安庭认为，随着商品化、市场化浪潮的兴起，现代农业经历了巨大的变革。引入现代品种、重型机械化、规模化经营以及化肥和农药的广泛应用，极大地提高了农业生产能力。然而，这种以少数作物和品种为特征的集约化生产方式，导致地方独特作物品种的急剧减少，甚至面临灭绝的威胁。

老品种往往具有独特的口感、色泽、营养成分等特点，经过保护和开发，可以打造出具有地方特色的农产品，不仅能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也为农民开辟了新的市场机会。比如，某些老品种的稻米、蔬菜或水果等可以通过品牌化、市场化的手段进入高端市场，获得较高的溢价，从而直接促进农民增收。此外，保护和开发农作物老品种还有助于促进农业产业的集群化发展，特别是在县域地方特色农业方面。

安庭还认为，农作物“老品种”的定义更多侧重于其历史、地域性、适应性及文化价值，而不仅仅是简单的农业产量或市场占有率。保护和开发这些品种，不仅能丰富农业多样性，促进生态农业的可持续发展，也能帮助乡村地区打造独特的农业品牌，推动县域经济的振兴。

安庭表示，我国许多地方特色老品种的适应性强、抗逆性好、品质优良，携带大量优异基因，是支撑育种创新和产业开发的重要基础。在推动农业生产和满足人民生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具有极大的发掘潜力与深厚的历史内涵，对于未来育种和促进餐饮、农旅、食品等消费具有重要意义，对实现农业高质量发展，增加农民收入、推进乡村振兴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针对农作物老品种的保护与利用，安庭建议，应完善我国种质资源保存体系。加强基层种子库（圃）建设能力，多层次、系统性保存地方“老品种”的种子、基因材料和相关数据，完善基层种植养殖户通过库（圃）利用、交换、保存的体制机制。

他认为，应鼓励农业科研机构、高校与县域各级政府合作，开展地方农作物“老品种”的开发和利用，形成产学研结合的模式，不断开发出具有县域地方特色的农产品。推动建立我国农作物“老品种”的奖励补偿机制，促进种植养殖户的积极性。完善对我国农作物“老品种”的认证机制。防止伪劣产品混入市场，保护消费者权益和县域地方“老品种”的声誉。

此外，安庭还建议，要助力开发消费市场，配套“一揽子”政策工具包，将县域农作物“老品种”的保护利用与餐饮、医药、文旅等消费市场高度结合，使之成为我国消费市场的“活水源头”，更成为农民财产性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要大力实施公益传播，增强社会层面对农作物“老品种”的认知。（来源：新黄河，记者：王立奎）

司徒国海委员：需要为各高校和科研院所配备专业的成果转化人才和资源

科技成果如何赋能产业，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动力。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激光技术研究所有限公司总经理司徒国海持续关注科研院所科技成果转化话题。据悉，司徒国海长期从事人工智能与光学成像交叉领域的研究工作。前年两会上，他就带来了如何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培育技术要素市场的提案。今年的两会上，他再次将目光聚焦在创新链和产业链之间的有效对接。

“将创新端产生的成果落实到产业端，中间转化还存在很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如何对接项目经理人，如何找到市场，怎么进行产品定义……后续还要有很多的投入。”司徒国海非常欣喜地看到，近年来国家知识产权局对此推出相关方案，为高校、科研院所成果转化工作起到了推动作用。他认为，各高校、科研院所对专利产业化潜力进行初步判断之后，在后续推进工作中，还需要为各高校和科研院所配备专业的成果转化人才和资源。

“因为成果转化是一件非常专业的事情，相关成果是否具有转化可能性？将来产业化规模有多大，有哪些转化路径，大部分老师不一定具备相关的知识和经验，希望后续有一系列的举措能推动成果转化落地。”司徒国海表示。（来源：科技日报，记者：王春、侯树文）